信托投资亏损，信托公司该赔多少？从一案60%判赔看信义义务的司法认定 | 乾成研究

信义义务（fiduciary duty）源于衡平法，旨在防范受托人滥用受信地位，核心是禁止利益冲突与禁止利益取得两项规则。我国《信托法》正文没有"信义义务"四个字，但第25条第1款要求受托人"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"，第2款要求其"恪尽职守，履行诚实、信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的义务"，这些用语本身就是信义义务的规范表达。可见我国法律体系上信义义务属概念缺位而规范在场，仍属有法可依。

除上述条文外，信托法还形成了关于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：《信托法》第26条至第28条规定忠实义务，第29条、第30条、第33条规定分别管理、亲自管理、记录报告与保密等勤勉义务；第22条赋予委托人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与撤销权，第23条规定解任受托人，第36条规定受托人未恢复原状或赔偿前不得请求报酬。

此外，信义义务又向信托之外延伸：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第9条要求基金管理人、托管人恪尽职守，履行诚实信用、谨慎勤勉的义务；《九民纪要》（法〔2019〕254号）第88条明确，资管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适用信托法处理。可见，信义义务也同样适用于证券、基金等其他资管产品的受托人。

在资管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，信义义务可具体化为募、投、管、退四个环节：募集环节的适当性义务、投资环节的尽调义务、管理环节的资金监管义务、退出环节的清算义务等。

2018年《资管新规》明令禁止刚性兑付后，信托公司不再承诺保本保收益，投资者只能回归信托公司的管理过程寻找责任依据，信义义务因此走向裁判前台。推动这一转向的还有三重力量。

一是金融审判的专业化。北京、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以来，对信义义务的审查已从形式合规走向实质审查，不再满足于完成披露、分配收益的表象，而是深入审查受托人是否真正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进行了审慎、专业的投资管理与风险控制，审查标准由"是否作为"转向"是否达到专业机构应有的审慎程度"。

二是纠纷激增与监管处罚的联动。近年来信托产品违约集中爆发，大量纠纷涌入人民法院；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的处罚同步增多，涉及资金池运作、关联交易、违规投向、刚性兑付等。监管认定的事实往往成为司法认定信义义务违反的有力证据，客观上推动了信义义务在裁判文书中的高频出现。

三是请求权基础的稳定性。信托合同多以格式文本订立，条款简略、专业术语密集，投资范围、风控措施、信息披露频率等关键内容往往约定模糊，投资者依合同主张违约责任，常因约定不明而难以确定义务边界。信义义务则以法律的规定填补了合同留下的空白，用"恪尽职守""诚实、信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"这一总括标准，为受托人的行为划定了一条不依赖具体约定的底线，使投资者在合同约定不足时仍有可以援引的规范依据。

在投资者起诉信托公司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中，人民法院并未采取全赔或全不赔的二元逻辑，判赔比例呈现从零到全额的完整谱系，大体分四档，比例差异取决于义务违反的定性与原因力大小。

维拓公司诉某信托公司、中国泛海营业信托纠纷案（北京金融法院〔2023〕京74民终1232号）是典型样本。监管部门调查认定，该信托公司绕道投向股东及关联方债券、投向已出险底层项目、非标投资比例超出合同约定，兑付困难后未及时披露底层资产与风险，构成多重严重违规。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，判决解除信托合同，赔偿本金1908万余元及利息；中国泛海出具的《流动性支持函》被认定为债务加入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该判决确立的规则是"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"。

另一典型是才某诉某信托公司合同纠纷案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〔2019〕京0105民初70915号）。信托合同及调查问卷上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均非本人所签，该信托公司未进行合格投资者适当性审查，信息披露亦未有效送达，人民法院以适当性义务存在重大缺失为由，判决其赔偿剩余本金约395万元。该档共性是，信托公司或构成根本违约，或适当性重大缺失，且多伴随监管认定。

中等比例约在30%至60%之间。邓某某诉联储证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（上海金融法院〔2021〕沪74民终422号）中，管理人被认定信息披露不及时、销售不规范、内控不到位，人民法院认定其违反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，但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融资人违反回购约定，故判令其赔偿投资者本金的30%。

本团队代理投资人提起的某信托公司"某能源3号"营业信托纠纷案（现二审于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中），是全流程审查的样本。该案一审判决书在裁判理由中直接使用"信义义务"的表述，单设"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"一节展开论证，并明确"买者自负的前提，应为卖者尽责"。人民法院围绕"卖者尽责"系统审查，认定信托公司在四个环节违反义务：尽职调查不到位，引用第三方可行性研究报告而未核实数据合理性；资金用途监管不到位，未核对设备发货单、入库单及安装协议；解除股权质押存在过失，增信措施替换后仅两日即出具解押说明；抵押物监管存在过失，解除抵押未收取保证金亦未披露。考虑到信托公司履行了基本用款审核义务、风险出现后积极主张权利等减轻因素，人民法院认定"违反义务并非造成损失的全部因素"，酌定其按折抵已兑付收益后本金损失的约60%承担赔偿责任。

该档共性是，信托公司存在实质性义务违反，损失却部分归因于融资人违约或市场风险，人民法院在二者之间酌情判赔。

低比例赔偿多在10%上下。某农村商业银行诉某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〔2023〕沪民终523号，上海金融法院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之七）中，人民法院认定信托公司尽调未尽职责、风控疏忽，有过错且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，但已全面披露风险，农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晓股权收益权交易风险，酌定其承担10%的赔偿责任。某科技公司、刘某诉某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〔2023〕粤01民终5278号）中，人民法院认定案涉信托属事务管理类，信托公司仅在开户、交易执行环节存在操作瑕疵，但委托人自主决定以低价成交系损失的决定因素，酌定其承担10%的责任。

托管人、代销机构的低比例责任亦属此档，多在10%至30%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（如华领案托管人，上海金融法院〔2024〕沪74民终239号，判赔本金10%）；银行代销未尽适当性义务的，亦有判赔20%（〔2025〕沪74民终1080号）与8%（北京金融法院〔2024〕京74民终1703号）的先例。该档共性是，信托公司过错较轻或所涉为事务管理类业务，投资者身份与底层风险成为损失的主要归因。事务管理类信托并非无义务，但义务范围应依信托类型确定，责任仍取决于个案的过错程度与因果关系。

申万宏源证券诉中粮信托营业信托纠纷案（北京金融法院〔2021〕京74民终430号）中，人民法院认为受托人已尽审慎管理义务，贷后管理虽有不足但不构成根本违约，且原告系专业投资机构、应自行评估风险，驳回其全部诉请。程某诉某资产管理公司等合同纠纷案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〔2022〕京0101民初3044号）中，人民法院认定销售机构已进行风险测评、产品风险与投资者风险偏好相匹配、投资者已签署风险揭示文件，适当性义务履行到位；且产品清算尚未完成、损失未确定，故驳回诉请。信义义务不是结果义务，损失尚未确定的，赔偿请求缺乏基础。

从刚性兑付到卖者尽责、买者自负，从形式合规到实质审查，从全有或全无到比例化责任承担，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司法认定正走向精细。对投资者而言，信义义务既是判断信托公司是否尽责的标尺，也是依法索赔的请求权基础。

此类案件争点集中于义务边界界定与原因力分割，个案差异较大。本团队长期代理信托、资管类纠纷，如需就具体项目的责任认定作进一步分析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
——————

注：本文案例依据公开裁判文书及权威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整理，案号与裁判结果以裁判文书原文为准；文中机构名称已作技术处理。本文系基于公开裁判文书的一般性分析，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