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认罪认罚到撤回起诉：乾成律师“豆芽平台”吉水案办案环节复盘 | 乾成研究

2023年初，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被一千多公里外的江西吉水县公安局跨省抓捕、查封，涉案流水被认定两百多亿元。罪名先定非法经营罪，后改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案件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了罪、认了罚。

2025年10月，检察院撤回起诉，对八名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；2026年，这个案子写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，成为整治异地趋利性执法的一个样本。

笔者从2023年案件在公安阶段时介入辩护，前后跟了这个案子三年。案件的辩护思路和辩护过程，同案不少律师已经公开发表了文章，写得都很好，不再重复。

笔者想换一个角度：站在办案单位自己的立场上复盘——这个案子在哪些环节本可以停下来，错案是怎么一步一步被"办"出来的。

这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这类案件不是个案，办案环节的每一处疏漏才值得被摆出来：下一个案子里的办案人员，如果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多问一句，错案就会少一个。

立案环节：管辖权是"做"出来的

公司在北京，店主在全国各地，彩民天南海北。资金、服务器、交易行为，与吉水没有任何实质连接点。吉水凭什么立案、凭什么跨省抓人？

按两高一部关于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规范性意见，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管辖，而"犯罪地"的外延较宽：服务器所在地、被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、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、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，都可能构成连接点。这个规定的本意是方便网络犯罪的被害人报案，但在实务中，它反过来给了"制造管辖"操作空间——只要能安排一个本地人充当"被害人"，管辖连接点就有了。

从案卷看，本案报案人的行为轨迹正是如此：一个从没有使用过这个平台的人，注册、充值、购买彩票，第二天就去报案。交易正常出票，报案前也没有向店主提出退还剩余充值款，就以"遭受损失"为由报案。

一个正常人第一次接触一个平台，充值、投注、次日即报案，且在没有提出任何退款要求的情况下主张自己受了损失——这个行为链条不符合正常消费纠纷的常理。正常的受害人，第一反应是找平台要说法、申请退款、投诉；只有以制造案件为目的的人，才会跳过所有常规救济步骤，直接走进公安局。

实务中这不是孤立现象。一些技术公司与地方合作提供案件线索，办案单位顺着线索"想办法"补足管辖证据，已经形成一条隐性的路径：线索是别人筛好的，报案人是安排好的，连接点是补出来的，剩下要做的只是立案、抓人、划钱。

对立案审查环节来说，这恰恰是可以拦住它的地方。立案审查如果只看有没有报案、有没有交易记录，不看报案行为本身的合理性，"制造管辖"就总能得逞。反之，只要认真核一遍——报案人此前是否使用过平台、报案前有没有正常的纠纷交涉、报案时间与注册时间的间隔是否反常——这类"被制造"的管辖大多经不起追问。

侦查环节：钱是目的，不是结果

立案之后，办案人员千里迢迢往返北京，多次接触主犯家属，核心诉求只有一个：钱。

从主犯公司账户直接转走三千多万元；随后要求主犯卖房，说凑够五千万元"人就可以出来"。因为卖房必须本人办理，这才给主犯办了取保候审——取保的同时要求主犯保证出来后卖房退款，并要求同案人员全部认罪认罚，否则不放人。

把这段过程拆开看，每一处都偏离了侦查办案的本分。

涉案财物的处置，有明确的程序要求。冻结、划扣涉案资金，应当与涉嫌犯罪的事实和金额相对应，经过法定审批。公司账上的三千多万元是经营资金，涉及的是个人"非法经营"指控，不是单位犯罪，在案件事实和责任划分都没有查明之前，先划走钱、再办案，等于把侦查对象从"行为"换成了"财产"。

取保候审的条件被异化了。取保候审是刑事强制措施，适用条件写在刑事诉讼法里，与"卖房"没有关系。以退赔金额作为是否取保的交换条件，本质上是把人身自由当成谈判筹码。

把同案人员的认罪态度作为放人条件，更是越界。每个人的刑事责任应由各自的事实和行为决定，认罪认罚必须出于自愿。用"别人不认罪就不放你"的方式互相捆绑，制造出来的不是自愿，是恐惧下的服从。

这些做法在案卷里或许留不下痕迹——没有书面承诺，没有正式文书，只有当事人和家属的记忆。但它们决定了这个案子后来的全部走向：钱进来了，案子就必须"办成"；人认罪了，就再没有退路。但侦查机关的职责是全面收集证据，包括证明无罪和罪轻的证据，而不是把侦查办成一场谈判。

证据问题：三十多个G的数据，法庭上一天都没有出现过

侦查阶段从公司拷走了三十多个G的电子数据——平台的全部交易记录和后台数据。直到三次开庭结束，这份数据从未在法庭上出示。辩护律师没有看到；据了解，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看到。公安给出的理由是：怕泄密。

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始终是"明知"。帮信罪以行为人"明知"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，而判断平台是否"明知"店主"吃票"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平台自己的数据：平台与店主、彩民是什么关系，交易模式是什么，平台有没有设置风控措施，店主"吃票"期间平台的反应是什么，异常订单有没有被拦截、被标记、被处理。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都在数据里，一看便知。

拿不出数据，指控"明知"就只剩几份自相矛盾的言辞证据：一个店主说"笔者觉得平台应该能看到"，另一个店主说平台经常会有风控提醒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没有金额，没有后台日志。"笔者觉得""应该"，这是猜测，不是证明。

而这份被扣住不出的数据，恰恰是最能说清问题的一份证据。按两高一部关于电子数据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要求，电子数据应当随案移送，经法庭出示、辨认、质证，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侦查机关收集了证据却拒绝出示，带来两个无法回避的推论：要么数据的内容对指控不利——那么继续指控就没有事实基础；要么数据的内容能够查清事实——那么不出示就毫无道理。无论哪一种，"怕泄密"都站不住脚。如果真有保密需要，技术上完全可以做脱敏处理、限制查阅范围，没有理由把整份证据从法庭上藏起来。

还要指出一个更深的疏漏：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看到这份数据。指控方没有审查核心证据，裁判方没有接触核心证据，整个诉讼对最关键的事实环节是"盲飞"的。刑事诉讼设计了一环扣一环的证据审查程序，前提是证据真实地进入程序——任何一个环节的人不看不审，程序就只剩下空转。

审查起诉环节：客观公正义务去哪了

检察官负有客观公正义务：不仅要指控犯罪，也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实。检察官法明确要求检察官履行职责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。这个案子里，这份义务基本缺位。

第一，拒绝沟通。虽然笔者从第一次接触这个案件就觉得应该无罪，但考虑到主犯人被逮捕，全案认罪认罚，此前也确有过类似案例判决有罪，和委托人商量，如果变更罪名是帮信，不起诉的话，可以认罪认罚。希望和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。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——除了认罪，其他没什么可谈的。连面都不见。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，不是给辩护人面子，是检察官核实事实、防止错案的必要程序。辩护人主动带着"可以考虑认罪"的方案上门，居然连见一面都见不到，这说明结论已经先行，沟通已经没有意义。

第二，不研究行业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规则，彩票行业也一样：平台、店主、彩民是什么关系，平台的交易模式是什么，体彩中心管什么，财政部门管什么，代销资格落在哪一层。这些行业常识，直接决定这家公司的行为能不能套进"未经许可从事经营活动"——平台自己不发行彩票，不开奖，不坐庄，只是给彩民和店主之间做登记链接，实际出票的是有代销资格的店主。这些事实不需要多高深的调查，跟业内人士聊一聊、把交易流程捋一遍就清楚。承办检察官对这些一无所知，也没有了解的意愿。对一个可能判十几年重罪的指控，连指控对象所在行业的基本规则都不去弄明白，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态度问题。

第三，机械对标类案。相邻的修水县刚判过一个类似案子，据说办案单位还去"取过经"。移送法院期限的最后一天，检察官让所有人签认罪认罚。笔者想沟通，助理的答复是：修水判了，你们这个案子也一定会判。两个案子的事实、证据是否相同，没有人关心，只关心结果。类案参考是有严格前提的：事实要同一，证据要相当，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要一致。修水的判决为什么那样下，它的事实基础是什么，本案有没有对应的事实——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过。拿邻县的判决当免检通行证，是把别人的结论当成了自己的论证。

第四，法律理解的错误。非法经营罪的关键在于所违反的必须是"国家规定"。按刑法第九十六条，"国家规定"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、规定的行政措施、发布的决定和命令。财政部的规定属于部门文件，不在其列。检察官的理由是：这个规定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了，所以就是法律规定。笔者当庭出示了同一期公报上的人事任免、工作会议内容——难道这些也是法律规定？公报刊登的是文件，不改变文件本身的效力层级。

兜底条款的适用另有规矩。非法经营罪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——即"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"—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"国家规定"的通知（法发〔2011〕155号），在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，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。这个程序要求的目的很清楚：兜底条款最容易被滥用，所以必须用最严格的程序把它管住。本案的指控恰恰踩在这个最容易被滥用的位置上，而应当走的请示程序一步都没有走。

第五，恐吓式推进认罪认罚。第一次庭前会议之前、每次开庭之前，嫌疑人总会从各种渠道收到劝其认罪认罚的消息，几乎每次都带着"不认就抓人"的内容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自愿，制度设计上有一整套保障——具结书的签署、值班律师或辩护人的在场、对量刑建议的明示。用恐吓换来的具结书，形式上完备，实质上是空的。反过来讲，需要靠恐吓才能推进的认罪认罚，恰恰说明办案人员对证据没有信心：真正证据扎实的案件，不需要吓唬任何人。

第六，自创法律解释。当辩护人多次提出依法吉水没有管辖权时，公诉人语出惊人笔者们这是“辐射管辖”，笔者至今仍记得当时庭审中各辩护人的震惊，曾一度大家对视，和旁边的律师同行确认，怕是自己听错了。刑事案件的管辖权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，而在法律规定中，何时有过“辐射管辖”。可想而知，为了办这个案子，为了给当事人定罪，公诉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。

为什么这个案子能走这么远

复盘到这里，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办案单位警惕：这个案子推进得异常"顺利"，恰恰是因为它表面上没有任何对抗。

案件在公安阶段，全部人员都认了罪认了罚。最初的辩护律师高度"配合"——替检察官向各嫌疑人传话，不交钱、不认罚，马上就抓人；甚至对主犯说，这案子在我手上，也会判你有罪。他解除代理后仍参加庭审，开庭前还代表检察官找主犯"谈心"，庭审第一天上午结束就断言：马上会当庭宣判有罪。

当然上述事实都来源于委托人的转述。

检察官的自信由此而来：全员认罪、律师配合、没有人喊冤——那还能有错吗？于是对行业的无知、对法律的无知，都丝毫不影响她对结果的判断。侦查阶段趁恐惧拿到的口供和具结，被当成了事实本身的证明；本该由办案机关完成的审查，被外包给了"大家都认了"这个假象。

到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介入后，有两名客服人员没有认罪认罚。事态从此开始不一样了：只要有人不认，事实和证据就必须摆到台面上；一摆到台面上，问题就藏不住了。

全案认罪认罚，本来只说明两件事：当事人被恐惧支配，辩护没有被认真做。它不构成任何关于有罪的证明。对办案单位来说，"零对抗"恰恰应当是错案风险最高的时刻——没有人质疑，错误就永远不会出现在案卷里；所有的瑕疵都沉在水面下，直到判决落地才可能翻起来，而那时纠错的成本会成倍放大。

越是一边倒的配合，越需要办案人员自己站到对立面，把自己的证据从头审一遍：口供之间有没有矛盾，言辞证据有没有客观证据印证，指控逻辑在行业常识和法律解释上站不站得住。这是这个案子给所有办案人员最实在的教训——审前程序里越安静的案件，越要主动去敲一敲。

结果与代价

第一次开庭之后，检察院对同批八名被告人中的一名店主撤回起诉，本案涉及的、未被追诉的店主的侦办工作也停了下来。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：指控体系自己松动了。如果指控成立，店主作为"同案"没有理由被撤诉；撤诉本身，就是对整个指控逻辑的一次内部否定。这个变化让大家确认：坚持是值得的。

2025年10月，检察院撤回起诉，对八名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。2026年，这个案例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

有人说这是某个律师专业努力的结果，有人说是找了关系。都不准确。这个结果是当事人一直的坚持、辩护持续的质疑、以及国家整治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的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——缺了哪一块，它都可能止步于另一个修水式的判决。笔者和当事人从年初八跑到法院找承办人、跑到中院反映情况，无数次和办案人员沟通，这些不写在任何文书里的工作，是案子没有被"按程序"办死的原因之一。

但即使撤诉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：三个年头里，所有人在恐惧中度过。公司停摆，业务中断、团队解散、市场机会流失，这些损失没有任何程序可以为它们"撤诉"。

反思：办案单位如何不办错案
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办案单位如何不办错案？

答案其实不复杂，每一条都是刑事诉讼法本来就写明的要求：

立案时，对管辖连接点多问一句——连接点是自然形成的，还是安排出来的？报案行为符合常理吗？

侦查时，把查明事实放在追缴财产前面——涉案财物的处置对应事实和金额吗？强制措施和法律条件对应吗？

举证时，把收集到的证据完整地摆进程序——核心电子数据出示了吗？言辞证据有客观证据印证吗？

审查起诉时，把客观公正义务当真——辩护人的意见听取了吗？行业规则弄明白了吗？类案比对过事实吗？该请示的请示了吗？认罪认罚是真的自愿吗？

最后，对"零对抗"的案件保持最高的警惕——所有人都认罪的案件，恰恰最需要有人主动审一遍自己的证据。

如果一开始没有人"制造"管辖；如果侦查的目的不是收钱而是查明事实；如果检察官愿意见辩护人一面，愿意翻一翻行业规则，愿意把那个法律适用问题逐级请示——这个案子走不到法庭，更走不到最高检的工作报告里。

做到这些，不需要多高的专业水平，只需要回到刑事诉讼法本来就写明的那些要求。不办错案，从来不靠运气，靠的是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认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