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8年，高铭暄先生生于浙江玉环鲜叠的小渔村，父亲从事司法工作的经历让他年少时便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。
194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，受李浩培先生影响，笃定了深耕刑法学的人生方向；
1949年他拿着浙江大学开的“旅行证明书”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，亲历了开国大典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；
通行证
北京大学毕业证
1951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从此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法学教育的讲台。
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
1954年，高铭暄先生接到通知，赴全国人大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，那时他才26岁。
起草小组成员中虽然不少人曾从事过司法工作，但刑法专业科班出身的只有他一人，他也成了唯一全程参与这部法典起草全过程的学者。为了尽快解决小组成员普遍缺乏刑法基础知识的问题，负责刑法起草小组工作的武新宇主任让高铭暄先生给大家上课，讲一些刑法学的基础理论。
1955年，刑法起草小组如期初步拟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（草案）》第一稿。
1957年6月，法律室拿出了草案的第22稿。
此后，刑法立法工作历经反右斗争、大跃进、文革的波折，两度中断，无数资料损毁遗失，先生却始终没有放弃；1963年，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置之高阁……直到1978年，新中国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开启。在这一轮的修订工作中，先后产生了5稿草案。“前面的33稿，再加这5稿，等于前后几十年有38稿，才制定了这部刑法典。”
从1954年到1979年，高铭暄先生把人生中最宝贵的25年，全部倾注在了这部法典上。
直到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，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。这部192条的法典，终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没有统一刑法典的历史，让刑事司法活动终于实现了有法可依。
此后又数十年，从25部单行刑法的制定，到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，再到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研讨论证，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每一步前行，都有先生躬身入局、伏案深耕的身影。
他写下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》，更是完整留存了新中国刑法立法的珍贵史料，成为后辈学者研究立法历程的必读之作。
法学教育是他用七十余年的躬耕践行的事业。
1957年，高铭暄先生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教材，期间腰疼病发
作只能卧床，他垫着木板、躺着完成了核心章节的撰写。
1984年，他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，直到90岁高龄才停止招收博士生，一生培养了64名刑法学博士，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法学界的中流砥柱。
而听过他的课、读过他的书、受他的学术思想滋养的法律人，何止千万。
哪怕到了耄耋之年，先生依然笔耕不辍，两三个星期就能手写完成一篇万余字的学术文章，每年都要修订教材著作；他学着用电脑、用微信，深夜十二点还在朋友圈打卡学习英语；为了准备一场采访，会熬夜把问题和回答要点工工整整抄在卡片上。
他一辈子都在学习，一辈子都在做事，用近百年的人生，给我们这些后辈做了最好的榜样。
2019年，高铭暄先生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，他是当年法学界唯一的入选者，这份荣誉，是国家对他一生治学育人、深耕法治的最高肯定。
“我将刑法视为至爱，须臾也不曾分离。”
“教育乃我之事业，科学乃我之生命。”
“中国刑法学跻身于世界之林，让世界承认中国刑法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，这事关中国刑法学的国际话语权问题。”
“政治上强，业务上精，方法要对，作风要正，文风要好，这是我对学生们的期望。”
“我是个‘90’后，受党多年教育，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我还要和法学界同仁一道，努力推动法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，为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，争取老有所为。”
“律师事业，大有可为。”
……
“大先生”需有大学问、大品德、大格局，能成为学生“为学、为事、为人”之示范，是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理想教师，是“经师”与“人师”的统一者。
高铭暄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。
2026年2月26日下午，我们刚接到高院开庭通知，彼时正是该案的研讨会，两组辩护团队就当庭策略争得不可开交，一组认为应遵循事、理，为无罪者做无罪辩护，另一组认为无罪案件千中无一，从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考虑，应劝其部分认罪、做罪轻辩护。
正思量，同事悄悄从侧门进来，告诉了我高铭暄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。
一股怅然在心底滋生，慢慢漫了上来。
与高铭暄先生的首次“接触”是2014年，当时我去乾成的鹏润办公室面试，正是年轻气盛、傲气“凌云”的可笑年纪。
等待期间，透过会议室的玻璃墙，抬眼突然就看见走廊墙上挂着一副手书：
“效率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为乾成律师题”
落款竟是此前只在教科书中见过、刑法课上听过的高铭暄老师！
《论语・学而》第 14 章对 “君子” 品格与 “好学” 标准的核心定义为：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此外，《论语》的《为政》篇 “慎言其余，则寡悔”、《宪问》篇 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，共同构成了儒家 “敏行慎言” 的核心修身准则。
南宋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注：“事难行，故要敏；言易出，故要谨”，更加点透了这句话的核心逻辑：
律师所做之事本就艰难，所以要高效勤勉、全力以赴；
律师所说所论句句关切，所以要言之有据、审慎克制。
这幅字上短短的一句话，如当头一棒，瞬间敲散了我初出牛犊的无知无畏。
此后也逢高铭暄先生陆续在一些具体案件中躬身分析、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专家指导，一晃十数年。
先生走了，享年98岁。他一辈子为国家立刑法，为行业育人才，为后辈明方向，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的法治事业、法学的教育事业。
今年2月14日，先生为全国教育界写下新春祝福：
“希望广大同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。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，为教育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“希望广大青年学子与祖国同行，与时代共进。锻造品德修为，锤炼过硬本领，努力成为具有崇高信仰、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。”
“敏于事而慎于言。”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且慢些走，且再看看……
